?ukaszStanek是任教于曼彻斯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史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论空间》（）和《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的作者。本文基于最近出版的著作《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冷战中的东欧、西非和中东》。文章原刊于e-flux，经作者授权刊发中文版。

乌兰巴托Gaidan区的一栋居民楼，建于-年，作者摄于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去殖民化和冷战重塑了全球的城市化进程。西欧帝国的解体为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西方以外的资源和专门知识。非洲和亚洲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向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经济现代化、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等各种项目的援助。

住房往往是新独立国家政府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的协议的核心，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家，如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及推行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中国。这种建筑动员的结果是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智利、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蒙古、尼日利亚、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越南、赞比亚和其他地方建造了新的住宅区。这些项目是与当地伙伴合作设计和建造的，利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建筑师、设计院和承包商的工作，以及建筑材料和机器、包括混凝土预制板工厂在内的建筑材料工业、住宅楼的类型设计、社会设施的城市标准、城市和地区的总体规划、全国性的住房政策、教育课程，以及侧重于乡土结构及其不断变化的使用方式的研究项目。

全球北方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进程，并倾向于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解释为西欧与资本全球化之间的殖民遭遇的结果。[1]然而，我提出了二战后住房的另一种历史，一种以“全球社会主义”为中心的历史，或者说是“第二”和“第三”世界所实践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合作、团结和发展的各种愿景。这样的历史要求人们减少对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再现之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