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东区成立于年2月，现辖8镇1乡2街道，总面积.19平方千米，人口36.15万，地处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位于金华、义乌之间，西接金华城区，东邻义乌，南连永康、武义，北靠兰溪，是浙中城市群、金义都市区的核心区，也是金义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金东交通路网发达，浙赣铁路复线、金温铁路、国道、03省道贯穿全境，杭金衢高速、金丽温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在区内均设有互通口，全区高等级公路占40%以上，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当然，金东区市历史悠久，自古至今名人辈出，孕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介绍两位近当代 人物，他们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一位身价破百亿。

朱壬葆，浙江金华金东区人。生理学家、放射生物学家、实验血液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中国最早从事放射生物学研究者。在性激素的功能，垂体、甲状腺、性腺之间的关系，胃运动等方面有许多发现。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早年对内分泌生理有较深研究，阐明性激素、促进腺激素与甲状腺素作用的相互关系，被写进生理学专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医学院担任教授会主席，支持学生进步活动。

年，筹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系。主持进行的空胃运动和消化运动的规律及其神经机制研究，出血性和烧伤性休克研究、放射性病的基本性质和发病机理研究等，均获重大成就。6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 代抗辐射药物，完成中国放射病 个药物预防方案。是中国造血干细胞实验研究的创始人，发表造血干细胞专题论文20余篇。带领科技人员在进行“战时特种武器 的医学防护”重大科研成果攻关过程中，作出卓越成绩。此成果于年获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院专家组组长。担任《生理学报》、《生理科学进展》、《中华医学杂志》、《中华放射医学和防护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等刊物编委以及《应用生理学杂志》主编。多次出国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自小在农村生活，经常帮助家里做些农活和家务。幼时家庭经济并不富裕，农业生产的年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活，遇有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况，即须告贷度日。后来其叔任中学教师资助全家，家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但家庭人口日渐增多，经济情况始终未能好转。他4岁时上学，父母为了使他有更多时间学习，寒暑假或节假日都不让他参加农业劳动，但他仍尽一切可能抽出时间帮助家中车水放牛。12岁高小毕业，13岁进入金华浙江第七中学。～年（13～19岁）中学时代，他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中去。年初中毕业，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他的家庭日益贫困。因高中师范科可免费入学，故决定进入金华高中师范科。同年秋季蓬勃的革命运动波及到金华，一些带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和文艺作品也在学生中传播，他开始接触和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和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年19岁时他毕业于高中师范科，在姐夫资助下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后转到心理系学习。年他与沈霁春随心理系教授郭任远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借读。正值日寇侵略中国东三省，上海又发生“一·二八”事变，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抗日，他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示威游行和声援活动。处在这个时期，他感到极端沉闷和失望，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使国家强盛起来才是救国之道。年大学毕业，为了求职而东奔西走， 不得不回到杭州，得到贝时璋的同意留浙江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年期间，他在贝时璋指导下在动物学各专业方面都打下全面坚实的基础。

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担任了上海医学院工会主席。年参加上海郊区土改运动。 开始时，他以工会主席的名义积极动员各学科实验室支援药品器材，为组织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作出了努力。年9月，朱壬葆调至军事医学科学院，积极参加筹建工作。翌年生理实验室已初具规模，他即开始专题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朱壬葆在四川成都继续从事内分泌生理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是性激素与性器官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甲状腺在垂体与性腺系统中的调节作用。他发现雄性激素不仅对睾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卵泡发育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样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雄性激素的生理功能对雄性副性征的发育与睾丸精子生成都是不可缺少的；雌性动物的卵巢也能产生雄激素，它对卵泡的生长与成熟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观察到雌性家兔的甲状腺切除后，卵泡增生，但不排卵。

这说明甲状腺对卵泡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而对排卵则有刺激作用，而且证明这种作用是通过垂体前叶所分泌的促卵泡成熟激素（FSH）和黄体生成激素（LH）表现出来的。因此他设想甲状腺在卵巢的周期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切除雌性家兔的甲状腺，并待卵泡增生到顶峰时再让它交配，随即注射垂体黄体生成激素使之排卵，这样就可产生多胎。但由于子宫中胎儿数目过多，难以保持正常生长，在受孕后不久大部分胎儿即被吸收。如果在交配后每日再喂以甲状腺粉末，则可使大部分胎儿维持至足月。这对垂体、甲状腺和性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增加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些规律性实验结果，已被写入一些生理学教科书。

邵根伙，年出生于浙江金华金东区，年－年就读于浙江农业大学，因学业优异提前毕业攻读博士学位，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农学博士学位。年12月，邵博士在北京农学院辞去了教师职务，以二万元创办了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10月10日，邵根伙以95亿元位列《年胡润百富榜》第位。年2月26日，以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位。

年，以邵根伙博士为代表的青年学农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北农成立以来，始终秉承“报国兴农、成就自我”的企业理念，以创建全球 农业知识企业为发展目标，致力于以高科技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事业。该公司从两万元开始，经过十七年发展，形成了以饲料、动保、种业、植保为主体的科技产业，以中国农民大学、农博网为两翼的农业知识产业，拥有30名博士、70名硕士、5名享受 政府津贴的高级专家组成的研发队伍，多名员工、40多家生产企业、分公司和多家专营店、多个县级知识服务站的农业知识企业集团。

两千年的华夏文明就产生在农业的母体上，并不断地得到丰富，即使到了现在，充斥着“网络”、“信息”等名词的“文化黄河”里，若任意舀一瓢水，里面依然沉淀并溶解了许多“泥沙”，也就是说，农业的色彩是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背景，这便是中国的真正的“特色”与“底色”。历史走到今天，农业并未退出现实舞台，一有机会，它便会动用巨大的话语权，一下子便抹去人类在工业与信息产业领域取得的任何进步。因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农业，人类发展面临的任务是解构传统农业和结构现代农业，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走向现代化与信息化的必经之路。

其实，伴着历史的进程，农业不断地进行着解构与结构，但最突出的分界则在于工业文明对历史话语权的取得，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角色与内涵不断地演变，朝向农村产业工人来发展。但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史的特殊性，农业与农民并未实现这种过渡。但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深知农民、农业与农村的重要性。建国以降，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重视农业与发展农业。但事实却是，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并未走上现代化。而农民的致富问题，恰恰又是中国走向富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很多人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一任农业农村的边缘化，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种危险，这些危险涉及粮食安全、社会断层、社会稳定等等。然而，有识者们的呼吁未能改变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弱势地位。

对此，邵根伙博士认为，中国强大的出路不在于农业的弱势，而在于农业的强势，而且中国农业是可以强势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不可能富裕，这很荒谬，因为荷兰的人口密度相当于江苏省，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得多，但它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和强国，显然，人口多不是劣势，应当是优势，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搞不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邵博士又拿以色列作为例子，驳斥干旱造成中国农业弱势。据此，他说，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问题，是内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论荷兰还是以色列，都是通过科技，弥补了农业的先天不足。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 的启示。

年的冬天很冷，邵根伙与他的朋友在那两间租来的办室里“燃点”起对未来的憧憬。正是这种憧憬的驱动力，让大北农走到今天，也让邵根伙从浙江金华农村的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中关村的一个成功企业的成功领导人。年10月，邵根伙当选为“中关村十大 企业家”。

浙江是一个出才子的地方，但邵根伙极力否认自己的“文才”，说自己文学水平低，文章都写不来。但真正的才子是以才干来定义的，它包含见识、决断力与行动力。当然，也包含着些许“野心”，其实，当我们都不是英雄时候，“野心”才会让我们联想与憧憬，才会有巨大的驱动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何以邵根伙逆着世俗的偏见选择了农学专业，并成了 个养猪博士；何以他以中国农大的高材生的身份“下嫁”北京农学院；何以在农学院里承包了农场并注册“大北农”。所有这些，都证明邵根伙在深刻地观察、仔细地鉴别、反复地权衡，像走钢丝一样，选择人生与事业的平衡点与落脚点。邵根伙深知，只有在市场空缺的情况下，才会有机会，他的每一个人生与事业的选择，都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方式走上舞台，迅速抓住人们的视线。“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并且“再将鸡养成凤凰”是邵根伙的一贯思路。这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才气。

因此，也许大北农一开始经营饲料时只赶了“饲料热”的一个尾巴。但邵根伙迅速定位自己公司，将其放在产业链的上游，通过技术强化产品优势，通过市场固化品牌优势。这样，便将“尾巴”做成了“牛头”，至今，“预混料”依然是大北农的基础产业，是她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基础。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动物保健、种业与种猪，按邵博士的说法，中关村除了成为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以外，还应成为中国农业科技的源动力与同义语。因为这里集中着中国最强大的农业人才队伍，从院士到普通的学生，一点也不比IT人才少。加上21世纪是生物世纪，中关村理应在农业上有所贡献与突破。而且，这个产业对中国的意义与影响应比IT更大。

事实上，正如邵根伙博士所指出的，某些学者也在呼吁“两村携手”的问题。而“两村”，一个是指中关村，一个就是农村，只不过邵根伙是从企业的角度提出一种现实的问题。而在邵根伙的语境下，他们所倡导的概念会有力地推动大北农真真正正地“大”起来，这又是一种“延伸力”的思路。按他的想法，几年之内，在中国个县内，每个县有3名大北农员工组成的农村服务工作站，这样，单是这些员工数量就有人，考虑公司其他产业的发展与跟进，邵根伙的“兵”要超出万人。那时他又将有什么样的憧憬？那时，大北农又将为中国农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那种使命感与理念主义吗？邵根伙会用一句话来消解这些问题：憧憬与使命感也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驱动力也就是一种憧憬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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