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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译序

文/王家新

保罗·策兰(PaulCelan,—),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重要、持久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

保罗·策兰

策兰原名安切尔(Antschel),年11月23日生于泽诺维茨(Czernowitz)。泽诺维茨原属奥匈帝国布考维纳(Bukowina)首府,是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以德奥和犹太文化为主要基础的文化名城。策兰出生两年前奥匈帝国瓦解,该城划归罗马尼亚,年以后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改名为切尔诺夫策(Chernovtsy)。

策兰的父亲为木材经纪人,母亲曾在托儿所工作。策兰的父母都有着正统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1]的背景,“这是一个每周都自觉点亮安息日蜡烛的犹太家庭”。

策兰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初上德语学校,后来转入希伯来语学校,也学罗马尼亚文,但他们在家里只说标准德语。在热爱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母亲的影响下,策兰六岁时就会背诵席勒的诗,青年时期开始用德语写诗。这种对德国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使他们后来对德国人施加于他们的一切都毫无准备。

年11月策兰遵父母之命前往法国图尔读医学预科,次年夏天回乡探亲期间,因战争爆发,改在泽诺维茨大学读罗曼语文学。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布考维纳地区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这样,策兰又学起了俄语。年6月,德国侵入苏联,成为德国轴心国的罗马尼亚的军队进入泽诺维茨,德国党卫军部队跟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人遭到大肆迫害。年6月,德军进驻泽诺维茨,四万多名犹太人被强行驱逐到隔离区(后被分批押送到集中营),策兰显然有一种灾难的预感,6月27日那天,他力劝父母和他一起躲到朋友为他找的一个藏身之地,但父母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次日策兰回到家里时,父母已在纳粹的“夜间行动”中被带走。

接下来,策兰父母被押送到已被德国占领的乌克兰布格河东的米哈依洛夫卡(Michailowka)集中营。策兰自己被纳粹劳动营强征为苦力,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修筑公路和桥梁。就在当年秋冬,噩耗相继传来:先是策兰的父亲在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后是他的母亲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被纳粹枪杀,据传脖颈被子弹洞穿。

这就是如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他也是策兰诗歌的译者)所说的那种“决定性事件”——一个让人不能逼视的黑洞,它决定了策兰的一生。

年2月,劳动营解散,策兰回到故乡,但是,他已丧失了一切。世世代代生活在泽诺维茨的犹太人一大半惨遭屠杀,该城也被苏联乌克兰共和国重新接管。他的“冬天里的童话”“夏天里的童话”(他后来曾在诗中这样回忆他的故乡),成了一个“鬼魂之乡”“乌有之乡”,成了他在余生中时时会以“有些神经质的手指”痛苦摸索的“一幅童年用的地图”。(见策兰毕希纳奖获奖演说《子午线》)

因而策兰会告别故乡,于年4月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谋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俄语翻译工作,并开始以“Celan”(这在拉丁文里有“隐藏”或“保密”的意思)亦即“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年,他翻译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后受到欢迎。年,他的《死亡探戈》(即《死亡赋格》)等德文诗作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同时,他也将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等作品译成了罗马尼亚文。但到了年12月,罗马尼亚国王被迫退位,新政权正式成立,幸存的犹太人和政治异己受到大肆迫害,策兰不得不再次选择了一条逃亡的艰辛道路,目标是维也纳——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北极星”。

而这种选择对策兰来说,还关涉到一个语言问题。德国纳粹杀害了他的父母,这使他从小就讲的德语成了“凶手的语言”。但是,他已别无选择。他已同这种语言长在了一起。他也只能用这种语言写诗并“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一个可以讲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的地方。

在维也纳,策兰凭着他的德语和优异的诗歌才能,很快就认识了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埃德加·热内和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策兰很早就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一生的创作也都带着这种艺术特征),在为热内的画册所写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他这样宣称:

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面对着海镜……

这还是策兰第一次发表他的艺术观。他在维也纳受到了赞赏,不仅在杂志上发表了组诗《骨灰瓮之沙》,他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也在筹划中(后来因印刷错误太多被策兰本人要求撤回,未再发行)。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了正在维也纳大学读哲学博士的敏感而富有文学天赋的英格褒·巴赫曼。这种相遇对策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命激发,如他在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一诗中所说,“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保罗·策兰手稿

但是,作为难民,策兰不能久留在盟军管制下的维也纳,他不得不走得更远——巴黎。巴黎,不仅是他热爱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阿波利奈尔、海涅、里尔克生活过的地方,还是他的舅舅生活并接待过他的地方(后来他舅舅作为法国犹太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年在布加勒斯特,策兰就曾写有《法国之忆》一诗:“和我一起回忆吧:巴黎的天空,硕大的秋水仙花……”

年7月5日,策兰从维也纳登上了开往法国的列车。作为一个异乡人,策兰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于年11月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法国版画家吉瑟勒(GisèledeLestrange)。吉瑟勒生于贵族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纵然她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位犹太人,但吉瑟勒不为偏见左右,一年后和策兰成婚。接下来,策兰有幸获得了著名的巴黎高师德语文学讲师教职。如果他用法语写诗,他会成为一位法国诗人。但是,命中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用流亡者的德语写诗的犹太诗人。

而德国也迎来了这样一位注定会改变其文学地图的诗人。年5月,策兰在巴赫曼(那时她已成为一颗文学新星)的力荐下参加了西德四七社在尼恩多夫的文学年会。四七社为战后德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社团。在参加该年会后,策兰又应约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诗集《罂粟与记忆》,其诗歌天赋很快引起注意,尤其是《死亡赋格》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了人们未曾意料到的重大影响。正是这首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力作,奠定了策兰在战后德语诗坛的重要位置。

《死亡赋格》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影响,除了诗本身的思想艺术力量外,显然还在于诗背后的重大历史,亦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引起了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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